发布时间:2024-12-05 11:57:51 来源: sp20241205
楚国是周代极其重要的诸侯国。立国时虽国力弱小,“土不过同”,后来却成长为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之一。国力强盛时,西至巴蜀,东至大海,“地方五千里”。从不断积累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到,丰富灿烂且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,体现了楚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
安徽武王墩大墓考古正在进行中,新的考古信息为研究楚文化提供了新资料。我们对楚墓的了解,始于上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。此墓多次被盗,出土青铜器近千件,有铭文者70余件,包括一大批楚王重器。因其位于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之郊,专家推测墓主应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。1951年10月,考古学家夏鼐带队在长沙近郊进行古墓葬清理发掘,发掘多座东周楚墓,第一次发现完整的楚墓棺椁和楚国竹简。此后又有河南信阳长台观楚墓、淅川下寺楚墓,湖北荆州江陵楚墓、楚郢都纪南城、当阳赵家湖楚墓、大冶铜绿山古矿业遗址等发现,楚文化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在东周各国墓葬中,楚墓是发现最多的。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到,春秋至战国,楚墓墓葬形制有比较大的变化。春秋时期均为竖穴土坑墓,地表没有封土,墓坑内不设台阶,也无墓道。战国时期,虽还是竖穴土坑墓,但中等级以上的贵族墓都有封土。荆州楚郢都纪南城北纪山陵墓区,有许多大墓的封土直径40—100米、高6—10米。被推测为楚王墓的熊家冢陵墓西侧发现排列有序的车马坑40座,南侧发现殉葬墓92座。这类墓一般都有斜坡墓道,多数为一条,也有两条者,如可能是楚顷襄王墓的河南周口马鞍冢就设有两条墓道。战国时期的大中型贵族墓,墓坑壁往往设多级台阶,规模越大,墓坑越深,台阶越多。湖北荆州天星观邸阳君墓有15级台阶,荆门包山二号墓、枣阳九连墩1、2号墓有14级台阶,荆州望山1号墓、藤店1号墓有5级台阶;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有7级台阶。小贵族墓有的也有1级或2级台阶或墓道,平民墓则无封土、台阶和墓道。武王墩一号墓的台阶数量为21级,是目前考古已知楚墓中最多的。
楚贵族墓的随葬品主要是铜礼器。按周制,天子用九鼎八簋,卿用七鼎六簋,大夫用五鼎四簋,士用三鼎二簋。楚墓基本应用此制度。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,据著录可知,起码有大镬鼎2件、平底升鼎9件、带盖圆腹鼎24件,另外还有簋、鬲、簠、敦、豆、尊缶、壶、盥缶、盘、匜等,据此可知,该墓肯定有牢鼎数套,其最高规格应是九鼎八簋之制。淅川下寺二号墓,墓主是楚令尹,相当于卿。该墓两次被盗,现存的铜礼器有平底升鼎7件,即大牢七鼎之制。荆门包山二号墓,墓主为楚国左尹,其身份等级仅次于令尹。据所随葬的鼎数,应为大牢七鼎和少牢五鼎各一套。由此可以看出,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,离不开当时社会的大背景,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礼制文明。礼制既是生活习俗,又是思想信仰,更是政治制度。夏商周三代是一种礼制性的社会,凭借礼制来维护社会秩序,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礼制文化,具有向心性、统一性和连续性的特质。
从考古资料看,东周时期,我国南方形成了几支不同的文化系统,江汉平原是楚文化,长沙一带是百越文化,汉淮间地区是汉阳诸姬(周王朝分封在汉水以北的姬姓诸侯国)文化区,淮河下游是群舒文化区,江浙地区是吴越文化区,四川盆地及峡江地区是巴蜀文化区,岭南是南越文化区。
春秋战国时期,随着楚国向四周扩张,楚文化不断统一着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,对周边地区也有强烈影响。汉淮间诸国原本属于周文化系统,至春秋中期开始逐渐楚化,融入楚文化之中。淮河下游群舒文化至晚在春秋晚期也渐变成楚文化。长沙地区的百越文化到战国早期变成楚文化。战国时期楚文化对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,对峡江地区及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都有强烈影响,峡江地区也属于楚文化范围了。
岭南两广地区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域,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。秦汉时期,这里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变化。从墓葬形制看,基本上是椁内分箱的楚制。墓葬随葬品主要由三种文化系统的器物组成。一种是楚文化系统的器物,如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,既有楚式铜鼎,还有仿楚式的陶鼎,一些中型墓中也多见楚式或仿楚式的鼎、壶、罍、盘等礼器。另一种是秦汉文化系统的器物,如蒜头壶、扁壶、鍪、釜、釜甑、汉式鼎、钫、圆壶等,这类器物在岭南先秦时期的墓葬中几乎不见,而大量见于岭北各地的秦汉墓中,属于典型的秦汉式器物。再就是本地传统的越文化系统器物,如越式鼎、各式各样的印纹硬陶器等。这种转变,应是秦汉大军南进时将两湖地区的楚文化迅速带入岭南所致。
楚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真实写照,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(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)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4年06月23日 07 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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